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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问安康“生态脱贫”山区致富路咋深入?

2016-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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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利县从山上搬迁下来的农民们在社区工厂里有了稳定收入。 张权伟摄

  在中央扶贫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重视发挥广大基层干部群众的首创精神,让他们的心热起来、行动起来,靠辛勤劳动改变贫困落后面貌。要动员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扶贫事业。以此观之,以安康市为代表的陕南脱贫攻坚工作,正是这一思想的生动体现。

  一问:山清水秀,脱贫之路如何找?

  “我们搬下来,吃啥?喝啥?”3年前,家住安康市岚皋县石门镇芙蓉村的农民余锡高所言,在移民搬迁动员会上把乡镇领导噎得够呛。芙蓉村地广林密人稀,全村524户1327人,90%居住在海拔1200米的山林中。“土墙房泥巴浆,苞谷糊洋芋汤,挣钱跑到煤矿上。”这是当地村民的一个真实写照。芙蓉村的扶贫难题,显然不是个案,而是存在于安康广泛辖区的普遍情况。

  许多生活在秦岭北麓的人对于陕南的第一印象,始自汽车自北向南驶出秦岭终南山隧道的那一刹那。青山绿水,环境优美,俨然一副世外桃源的景象。然而,大多数时候,这只是我们站在一个匆匆而来的游客角度的判断,假如站在国家扶贫开发的大局立场上,我们所得出的结论,恐怕并不乐观。

  这里山清水秀,脱贫之路却难找。不像是在平原地带,能够吸引大批劳动力的厂房设施都能铺开了去建设,但在这里,且不说少有可供建厂的平坦土地,而且从国家战略规划上,这里也是限制开发的。除了汉滨区之外,安康市的9个县全部被列入了秦巴生物多样性重点生态功能区,是国家“两屏三带”生态安全战略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澈见底的汉江水质,是容不得一丝丝的工业污染的。显然,没有了工业,脱贫致富便少了一个重要支柱。

  山大沟深的客观情况,也让安康市的脱贫攻坚相较于平原为主的关中和资源主导型的陕北,路更加难走。“八山一水一分田”是对当地自然条件的贴切描述,而对于祖祖辈辈生活于其间的人来说,这更像是一种桎梏,阻止了他们与山外世界的交流,直接影响着他们的生存和发展。

  一年多前,当陈扬斌刚刚接手市扶贫开发局局长一职时,便面临着一种如下的基本市情:贫困县、贫困村数居全省第一,贫困人口绝对数及贫困发生率居全省第二。在安康1600多个行政村当中,建档立卡的贫困村就多达1003个,占到了全市总量的60.8%;贫困人口总计19.4万户58.17万人,占到全市总人口的23.6%——这也就是说,在全市近乎每4个农村人口当中,就有一个贫困人口。同时这个比例,也分别高于全国和全省17个和10个百分点。

  “长期的积贫积弱,不仅让部分群众的生产生活面临诸多困难,也使得他们的生活信心严重不足,缺乏脱贫志向,宁愿处于苦熬混日子的生存状态。”陈扬斌说,扶志可以说是扶贫攻坚战中的难中之难,要中之要。

  二问:精准识别,“靶向定位”可有新思维?

  家住安康市平利县城关镇三里垭村五组的黄永荣一家便是被精准识别出来的一个贫困户。他们这个村处于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间,出行极其不便,黄永荣妻子的身体也一直不好,家中生活很是清苦。他本人曾试图出门打工,但为人朴实的他一年的收入也不过3000元左右。平利县扶贫局知道他的情况后,便帮他联系了城关镇的养猪大户李奎,让他来这里做工,工资按天计算,每天100元。

  在一张出勤表格上,记者看到,黄永荣2015年共计出工165天,工资发放16500元。“离家这么近,还能挣到这么多钱,我心里一下子轻松了不少。”黄永荣高兴地说道。

  对包括扶贫开发局副局长张文平在内的安康广大基层干部来说,2015年“不好过”。这一年,安康市抽掉了5022名镇村干部,通过逐户核查登记,以人为单位现场“解剖麻雀”,通过“一看房屋算家当,二看产业算后劲,三看劳力算收入,四看医教算支出”的办法,全面准确掌握全市贫困村、贫困户生产生活现状、致贫原因、发展意愿和增收潜力。

  “我们经常不打招呼就下去检查,看看各个乡镇有没有严格按照市政府的要求摸底排查,以求确保信息数据真实、准确、完整。”陈扬斌说,这样的督查、核查机制,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奠定了坚实基础。

  事实上,精准扶贫的前提就是精准识别。中央在顶层设计中,把建档立卡、精准识别定位为精准扶贫工作的“一号工程”和“首位工程”。“我们充分认识到,精准识别是施策的基本依据、是攻坚的战斗靶向、是打赢的考量标尺、是整个脱贫攻坚工作的基础。”安康市副市长邹顺生说。

  在整个精准识别的过程中,不仅仅是对于那些显而易见的“弱势群体”的识别,安康还把注意力放在了踩线群体和特殊群体的识别问题上。一位基层扶贫干部谈及:“精准识别的现实难点在于接近贫困线的‘踩线群体’的界定,这是引发群众争议、矛盾甚至上访的一个敏感问题。而对留守老人这个特殊群体的收入如何认定,精准识别是否将其纳入系统,也是一个必须慎重研究、认真把握的问题。如果不纳入,一部分老人现实生活确有困难;如果纳入,又会助长一部分子女不尽孝道、不履行赡养义务的‘不良效应’的行为,这与我国的传统道德和法律制度又是相悖的。”

  陕西省社科院社会学者聂翔认为,安康的精准识别经验已经显出成效,今后可以考虑把扶贫融入到“互联网 ”的大时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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