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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围城期间 点滴见闻

2016-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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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围城(亦称为“二虎守长安”,从1926年4月~11月)是西安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上了年纪的老西安人几乎是无人不知。1963年,辛亥革命先驱,著名慈善事业家张子宜曾撰文回忆西安围城时期的所见所闻。今年是西安围城90周年,特刊发此文。编者按

  1926年3月(农历)某日,我正在案板街,杨虎城的军队由北门进来,由此经过,开往东门外,经东大街,行军急速。此时刘镇华已距西安不远,杨军出东门后与刘军接触开火,郊区群众纷纷逃入城中。渐渐东门与外面交通断绝,后北门、南门亦被包围。先西门尚能出入,若干日后亦被围。逃入城中的郊区群众,由天主堂、基督教青年会、基督教自立会等团体组织收容,在收容所的群众多半带有粮食,同时那年城内居民一般都有屯下的粮。

  渐渐城内粮食缺乏,同时上半年天气干旱,因此城内死人甚多。埋时仅用土盖住,因埋人的都无力气挖坑,埋后又被野犬拖出。当时新城周围都是空地,死人就埋在这里,狗吃死人时见生人亦不避。当时端履门有两个专供穷人歇宿的客店,这店天天往外抬死人。城内卫生更谈不上,大街小巷,到处有便溺。人吃的都是油渣、麸子,就连这也不容易买到。粮食紧张以后,公家挨户搜粮,如有屯积的,一律没收,并且主家还要按月向公家缴纳一定数量的粮。后来粮越来越困难,搜着不论多少都拿,因此城内秩序日趋不安,有的人就又逃往城外,一方面没有吃的,再还要缴粮。这时街上行人稀少,二两糖都带不过去,军队搜着了都要拿走,最后街上连卖开水的都没有了。从大差市到端履门的东大街这段,晚上至多只有五六家有灯的。大街上都有死人,死人的衣服都被脱去。城中狗都被捕食殆尽,麦由7角钱一斗卖到120元一斗。

  以后城内混乱,由刘含初、周伯敏、王授金、俞嗣如及我等任市民自救委员会委员,委员会曾向杨虎城和李虎臣(都住在喇嘛寺)请愿。当时我带了一块新油渣,还有一些黑糖,大家看见后向我要,都分吃了,这时西大街房檐下就有死人。请愿后在陕西国民日报社(现今为东大街皇城豪门酒店处)那个地方开会,到会300余人,开会时都泣不成声。后决定第二日在南院门开市民大会,要求军队出城决战,并维持城内秩序。翌日开会前杨虎城便派人与委员会接洽,说不要开大会,答应军队往外开,以后冯钦哉(杨虎城部队将领)坐了汽车在街上巡查,秩序才渐渐好了起来。军队往城外开时,市民自救会带有慰劳品前往慰劳。

  那时,孤儿院(编者注:张子宜为收养烈士遗孤和贫寒孤儿,于1922年10月28日创办西安孤儿教养院,并任院长。院址在今西安市解放路中段东侧,今西安市第二社会福利院和西安市儿童福利院的前身就是西安孤儿教养院)已成立四年了。每天我到孤儿院里去,经过新城附近(今尚德路、东新街一带),都系空地,凡坑洼之处,都埋有死人。我曾带领学生在孤儿院附近旱干了的谷地里,找到了七八个人头,用担笼抬到枯井埋了。有次碰到一个死人,我拖不动,出了500块钱雇人埋了。精业公司(编者注:张子宜于1912年5月在西安兴办“西安精业染织股份有限公司”,地址先在西安东木头市,后迁至西安端履门西北角,是民国时期陕西最早的股份制有限责任公司)的职工也常掩埋倒毙在端履门附近的人,饿死的人死后尸体非常难抬。起先天旱,城内野草都被食尽。

  以后雨水多,院内种的萝卜都成了,一个萝卜卖五串钱。最后院中学生吃的是油渣、麸子、牲口肉,因为买不到粮,就买骡子、驴宰了。有次军队晚上带着枪翻墙进来,把买来的两个大骡子拉走了。军队进来装麸子,孩子们跪求哭告,其中有个兵说道:“城开了我给你们买粮。”后来城开了,那个人真给院里买了几石麦。油渣苦,吃时就给孩子们放上些糖。城初围时,院中曾赊了100石麦,共700元,城开后才还了。围城时期,院中还盖了两座房,材料是东仓要倒的仓房,刘定五省长给院中的。那时院南边是广仁医院,往北就再无人家,种的都是庄稼。院中曾死了五六个孩子,都是新收的,来时已不行了。流弹还伤了一个孩子的腿,其余孩子都平安度过,不过孩子们都瘦得很。这时院中已收容孤儿百余名,前后吃了十几头大牲口。围城时期精业公司有职工30余人,还有未逃出城的外地学生,家庭接济断了,由我和孙奉堂先生募捐救济,义赈会给捐了3000元,收容所捐了十几石粮食救济这些学生,城开后尚欠粮价七八百元,于右任先生进城后代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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