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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官员忆西安事变:张学良有多少苦闷

2016-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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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刘健群回忆西安事变:张学良心中有多少苦闷)

【编者按】

刘健群是国民党军政要员。他早年参加黔军,并非“黄埔系”出身,却能借助与何应钦的同乡关系成为蒋介石的心腹,位列“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并担任过复兴社书记长。其后虽然曾在内部倾轧中失势,抗战期间还一度遁迹于云南鸡足山中,但战后又复出成为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晚年在台湾以“立法委员”身份终老,其一生颇具传奇色彩。

2016年3月中华书局出版刘健群的回忆文集《银河忆往》,本文选摘自书中《窥测西安事变的前因后果》一文,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经出版社授权,澎湃新闻转载。

与张学良一次没有完成的谈话

在西安事变的前几个月,南京召开党的中央全体会议。(二十五年七月)我是中央执行委员,从广州赶回南京开会。副司令张汉卿先生,也因为开会由西安回到了南京。他住在下关与南京的中途新开的一家首都饭店。在当时的南京,算是首屈一指,比中央饭店、安乐酒店更华贵的旅馆。相当于现在台湾中上等的观光旅社。我到南京后,有一天去中央饭店访友。出了饭店门,忽然碰见黎天才。他含着笑而且又似乎很庄重的对我说:“刘先生,我们副司令有点快发红了。你应该好好地同他谈一谈!”他在张副司令处,是主办情报的人员。也是四维学会的理事。他所谓快发红是说张和一部分左倾分子有往还接触的意思。我知道他说话的含义,但我对当时西安的情形,一点都不了解。我请他向张汉卿先生约定次日下午三时到首都饭店去作长谈。

第二天下午,好像中央的会,已经快结束了。会议中没有重要事,所以张和我都用不着去开会。而且知道张次日上午,已定好包机飞返西安。我按时到了首都饭店他的房间内,他谢绝了其他的访客,关起房门,我们准备痛痛快快地畅谈一下午。话题开始,我先静听他的意见。谈不到四五十分钟,并没有接触到任何问题的核心。忽然委员长官邸来电话,要张即去官邸,委员长原定六时半请他吃饭,现在就请他去,当然是委员长有重要的话要和他谈。他一算时间,去官邸吃饭回来,为时已晚,到明晨动身返西安,已经更没有再和我详细谈话的时间了。他说:“健群兄,我们只好再谈了。希望你有机会来西安一次。”我们就是这样的匆匆分别。第二天他回西安,好像我也是那一天飞回了广州。梦想不到西安问题,会有以后那样的严重。假如稍微有一点感觉,我就会乘他的专机,一同去西安住上十天八天,再回广州工作,也是千值万值!可惜之至!我和张谈话,有甚么用处呢?

第一,我知道他对我可以比较不十分隐讳地吐露出他心中的苦闷。

第二,凡是他对委员长有不了解或属于他观察错误的地方,我自信一定能委婉曲折替委员长解说得明明白白,让他心服。

第三,真是他所有的困难,必需中央解决的事件,我会向委员长报告,委员长也一定会替他解决。

第四,他对他的部下有说不出口说不清白的话,也许在得他同意之后,我会替他帮忙解说,比他自己解说,方便得多。总而言之,这一点上下通气的工作,我一定优为之。一点不是吹牛,也不是空想。我应该成为这一剂药方中的甘草。为甚么天不让我们在首都饭店,有这半天痛痛快快的谈话呢?我想只要谈一个大概,我心中有数,一定会注意去解决这一个可以成为问题的问题。我会用尽心力,去为张解除苦闷而使之归于平静。

委员长对张学良一贯是爱护的。张学良对委员长也是敬信的。对国家的目标并无二致。对私人的情感,更是纯真。还有甚么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呢?西安事变,说穿了只是两个字“误会”。能通气,则误会冰释。我事前事后研究,获得如此的结论。

国民党官员忆西安事变:张学良有多少苦闷

张学良与蒋介石

张学良的苦闷

当时张学良的苦闷,从直接间接研究,可以想象得到的,不外以下各点:

(一)“剿匪”的战争,不是轻而易举的战争。应付的艰难,牺牲的重大,都在预计之中。东北军中,可能先有战志不旺与畏忌牺牲的缺点。

(二)在陕北“剿匪”的初期作战,东北军一百十师、一〇九师先后失利覆灭,一百十师师长何立中阵亡,一〇九师师长牛元峰拒降而死,这些失利的战况,更使张学良内心懔惧而彷徨。

(三)因为战志不旺,又对安内攘外的政策,没有深切的了解。遂想到离开家乡,远适西北,如此牺牲,是否值得?

(四)内体不固,外邪感冒自然乘虚而入。延安共党在生死存亡关头,自然用尽心机,以“枪口对外”“一致抗日救国”“打回东北”等各种理论和口号,向东北军文武干部多方侵入。当时共党的最高希望,原不过只是使东北军对“剿匪”工作丧失战志而陷于瘫痪,以便勉作“最后垂危的挣扎”。至于搅到西安事变,如此收获,可能也出乎了延安共党们意料之外。

(五)张的下级军事干部,属于年青的一代,多半是东北讲武堂学生。自称对张副司令系亲切爱戴。在普遍情绪不安之下,有人说:“副司令,你带我们回家乡去打日本人,我们死而无怨。你带我们到西北来‘剿匪’死得不明不白,我们永不甘心。”最刻毒的一句话是:“你把别人当父亲,别人未必把你当儿子。”这句话使张的内心,有说不出解不开的苦痛。

(六)也许关于不“剿匪”而先抗日的见解,可能张学良曾经向最高当局略有陈述。这当然是不可能获得同情的。以蒋委员长的个性对张又是一贯的爱护,一定指示他要整顿军队,完成“剿匪”工作,才有抗日回东北的可能。但委员长素重保密,天生个性庄严端重,不轻易多言,绝对不会委婉曲折将全般未来计划一一对张学良分析解释。也许根本想不到应该有此解释的必要。因此可能在张的心中,理论与情绪,均陷于长期深深的苦闷和难堪。

(七)委员长批给东北军的款项,比照中央或其他各军,只有从宽,绝无苛刻。但在东北军来说,在关外时,一切富裕,不需担虑任何开支。入关以后,除正规部队外,还有附带的眷属亲友,若干款项是不能加入任何报销的。四川人唱戏的台词中有两句:“越穷越没有,越有越方便。”东北军这些时候,感觉得到的是处处都拮据,处处都不方便。听说委员长批的款项有时主管部门,以格于规定,表示为难,还要多方交涉,七折八扣,才可以领得。这一类事件在张氏心中,真是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八)共产党“千变万化”,有的纯以东北老乡的身份,表示爱乡爱国的赤忱,一切为东北军打算,为张副司令打算。有的纵然不隐讳共产党的身份,但在张的面前,一定也表示得赤诚坦白,一切都好商量。使得张对这些人觉得平易近人并不可怕。反而在中枢方面,处处都有些扞格不入。有时情报机关,在西安逮捕左倾分子,不曾事先与张商洽(实际是先商则无效)。张更感到身为方面统帅,一切不能做主。有时连面子上都过不去。十分烦闷,隐在心头。

总而言之:张在关外,是处处有权有势。论出主意,他父亲张作霖八成是要听他的。也许干脆是言听计从,十足照办。论经济,他即是东北王。说啥有啥。只有人求他,绝无他求人的时候。自从来到关内,感觉处处在受苦受罪。他不会觉得他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并不深入和允当。而只感觉到不能发挥高见,只有听命受训的份儿。再加前途茫茫的艰难,下级干部议论纷纷的讽刺,他的头脑,不能冷静。他心中的烦闷和苦愤已经是一座一触即发的火山。

听人说委员长去西安时,到军官团训话。军官团是东北军青年将校的集汇。委员长曾义正辞严的指出安内攘外工作的重要。不“剿匪”,便是不抗日,等于汉奸。理论是千真万确。情真语挚,但出诸委员长严正的训斥,可能是使他们更受不了。张学良由于平素的误会,到临时的冲动,于是乎在中国历史上惊天动地可悲可痛的西安事变,遂爆发而不可收拾。

沈克:蒋介石特别约见的人

记得在西安事变之后,在和中央讨逆军相持之中,有两个东北军内的军长首先表明服从中央。这在当时是有利于委员长安全返京最突出的壮举。所以委员长安返南京之后,曾单独约这两个军长共进晚餐。当中一位是沈克(字公侠)。另一位是东北人,因私交不深,恕我连姓字都忘记了。大约在国防部总还有案可查。可能因为我曾在北方工作的关系,委员长要我去作陪,座中别无他人。

在吃饭当中,沈克忽然起立说:“报告委员长,若果刘处长(他心目中指的是我)陪去西安,可能不会发生这件事。”我觉得愕然!连委员长也用惊异的眼光问他:“为甚么?!”他说:“刘处长若去,我们有甚么不好讲的话,都可以对他说。”委员长点点头。

原来沈克在北方军人中是有名的多宝道人。说不好听一点。是有名的滥王。他头脑很灵活,交游很广。北方各军的事,好的固然少他不了。他吃喝嫖赌件件俱全,任何做坏事的场合,更是离不开有他的介入。他在部队中,如同帮会一样。听说有一次全师大会,官兵知道他输钱输多了薪饷发不出,干脆有人举手发言,“听说本月份师长手气不好,薪饷发一半罢。以后手气转,再加发我们好了。”你能说不可笑吗?

我率华北宣传总队去北平的时候,第一个愿意请政工人员去部队工作的军事长官便是他。他是师长,但是独立师,不属于任何集团。当时北方情形复杂,日本人造谣挑拨,说中央工作人员,是这个派,那个社。在日本人的想象,是要北方军队畏忌中央,和中央距离日远。哪知道结果适得其反,偏有人要接近中央,甚至想参加这个社。沈克就是北方军人中脑筋动得最快的一个。他希望拥护中央,与中央发生较密切的关系。当我们初去北方四处碰壁的时候,自然希望有一两个部队替我们政治宣传工作铺路作榜样。我和他来往数次之后,他特别表示亲切。有一天他单独一人来见我,在怀中摸出了一本支票簿,他说:“健群先生,北方局面复杂,你来此工作处处都要用钱,不是可以报销的。你我如同手足兄弟,这一本支票簿,请你收下。在五万元以内,随便用,超过五万元,先通知我一声。”我了解他的用意,我说:“公侠兄,你知道我个人生活不成问题,宣传总队,也规定有特别费。再说真有特殊的需要我会请委员长批发给我的。所以款项不是问题,问题是在北方的工作,需要你多方的赞助。”我当时还很诚恳地补了几句,我说:“公侠兄,你既不把我当作外人看待,我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你为了国家协助中央这一番好意,我有机会一定向委员长报告的。但军人的生命在军队,我希望你加紧整军,使成劲旅。以你的聪明能力,不是办不到的问题。假如你部队太差,我说将来一定处处能够帮忙你,那不是由衷的真话。既是好朋友,请你了解我。”我拒绝了支票簿,但我开出了更诚恳的情意。

可能他对我的真情和品格,更加有好感。以后在北平一个短时期的工作,凡是各军各部有许多政工人员都无法知道的事情,都是他来告诉我。因为在北平无论好事坏事,没有那一桩他不是亲自以自己人的身份去参加的。所以特别知道得透澈而真实。

西安地方很小,联左联右,犯上作乱,我想无一处机密会议会没有沈克仁兄的足迹。在他想象中,我若随同委员长去西安,他一定对我尽情相告。他在东北军中,仍系杂牌。若果通过我能亲见委员长,他一定会拼性命告密,以图首功。只要还有一日半日的时光,委员长自有安全应变的对策。我既没有去,在随行各大员中,他没有深交,别人也许还是真看他不起。他绝不敢向人牵入如此重大的是非。他小小军长当然也不敢直接去见委员长。事实上也无此可能的机会。所以他只好一直等到后来能够安全自作主张的时候,才首先通电拥护中央,以瓦解西安军事集团的团结意志。本来我一直认为纵然我随委员长一同去西安,已经是毫无作用的废料。照他这一说,我真深悔没有去,那对于党国该是多么的好啊!世间事,真有天意吗?!

西安事变后,南京有何应对?

西安事变发生之后,南京中央的重要人物,在思想上似乎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见解。一是熟读明史,知土木之变失君得君的利弊得失的人,他们主张立刻正名讨逆,临之以威,才可以达到营救委员长出险的目的。这一主张,以戴季陶先生为最明切。因为他对委员长公谊固深,而私交尤笃。一心一意只为爱护委员长而发挥主张,不必有所顾虑。另一方面,有若干人却认为委员长既已被人劫持,当尽力婉商,以择安全。深恐激怒张氏,使委员长的生命,更陷于危难。实际这两种办法,名虽相异,实则相成。婉商固以营救为目标,讨伐又曷尝不是止于以营救的范围为界限呢?若果不是为了营救委员长,一切手段均将丧失其意义与价值了。话得说回来,事后诸葛亮,人人都比孔明强。在当时生死存亡,千钧一发,恩怨未分,情况难明,宜刚宜柔,过与不及,谁能说哪一种办法,是至当不移有效的办法?谁能说哪一种手段,是万全而无少许危险的最好手段呢?

国民党官员忆西安事变:张学良有多少苦闷

戴季陶

事变当中,在南京军事委员会,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因为军事委员会,虽有常务委员,但委员长为了安置冯玉祥,曾设置了一个副委员长。有委员长在,一切无问题。一旦委员长被人劫持,不能行使职权,是否由常务委员会主持?还是应由副委员长代行职权,负担起全部讨伐或谈判的责任呢?以冯氏为人,对于委员长和党国的关系,他若真正代行委员长全部职权,明人不必细说,包你有花脚乌龟好戏可看。因此在组织规程上,寻出了根据,中央还是决定另行以何应钦为讨逆总司令。冯玉祥只是冯玉祥。依然和蒋委员长在京时一样,照常做他的副委员长。他牢骚不牢骚?满意不满意?是另一问题。这是革命历史,是党国大计,千万有不得一分一步的差错!当年朱培德奉委员长命,主持军委会事务。他的办法是大事请示委员长,小事去问林主任(林蔚文系办公厅主任,保有委员长的私章)。他本人是中道而行,百事无涉。当然像冯玉祥这个副委员长,更是等于有名无职,自然应该是空空如也,安安如也。他本人也不是不知道的。时间好在不很长,也总算是没有闹出甚么不妥不当的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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